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，到此打住，也就罢了。可是担忧完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：“医家曰：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晕目眩，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气血虚弱，肝虚肾虚，症状出来了，接着就是分析原因：“以目前衽席之娱，而忘保身之术，其为患也深。”
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所谓衽席之娱，是指某方面的娱乐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。综合起来的意思是：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，不知收敛保养，如此下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说这句话的，不是万历他妈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疏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
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；如果不处理，万历又不答应。
琢磨半天，想了办法。他连夜动笔，草拟了两道文书，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，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，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，就这么算了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
事实证明，这只是幻想。
首先发作的是万历，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，即刻动手打屁股，不得延误。此外，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，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
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，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言官们很惭愧，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，都敢上疏，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
于是大家群情激愤，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。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：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，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
但驳回去一批，又来一批，言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
万历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，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，从犯八个月。对言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在明代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，有不同的方法：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，罚工资没用，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基本不动，罚光了都没事。
言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，日子就没法过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于是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都消停了。
但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对此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。然而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事实上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，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，否则实在很难解释，整天在宫里待着，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说起来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，啥也不让干，吃个饭喝点儿酒都得看着，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，火烧眉毛的事情（比如打仗，阴谋叛乱之类）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文章大意是这样的：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（时作晕眩），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，您这是劳累所致啊，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历亲为（一语双关，佩服），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，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宁神（原文用词），好好保重身体。
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对于这封奏疏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儿面子，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，却能治病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倍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但这只是错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事实证明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，因为一般人被人劝，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儿不改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，陪着一起睡（同寝），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十二月，明代，不，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，其作者，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雒于仁，字少泾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、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都比较实在，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啰啰唆唆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
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，什么纪晓岚、刘墉，全都服服帖帖、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“智斗”之类，大都是后人胡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（《清史稿》）。
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，还有家族传统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