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，但究其直接原因，其实就是财政破产，吏治腐败。
而导致财政破产的直接因素便是宽宥士人，皇权对民间经济活动掌控能力太微弱，甚至堵不住朝臣的悠悠之口。
嘉靖皇帝要禁私铸劣钱，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。万历要征收矿税，闹得鸡飞狗跳，官员鼓动市民打死收税人员，文人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口诛笔伐，万历顶着与民争利的臭名，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而已。
饱读诗书的大臣天天嚷嚷着要屯田，然而真正要屯田，却没人敢放手实施，怕被辱骂，甚至会因此被骂为“投献”，是献媚国家，是品格低下的表现。
万历时期河南巡抚董应举自述为了屯田，面对地方官员的刁难阻挠，忍气吞声，“虽唾面受侮，而怡然甘之”，“自傕舆皂，自给材官，买地纳粮，无异庄长。”地方士绅则愈加气焰嚣张，“指屯地为投献，虐屯佃以非刑”。
崇祯皇帝即位后，罢厂卫而举东林，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，以两淮盐税为例。
天启元年，因辽东建奴事，朝廷加强了对盐政的管控，天启帝崔呈秀任淮扬巡抚，其在任上大力支持两淮盐法道袁世振改革盐法，执行纲盐法，仅仅天启元年的盐税收入达二百五十万两，为明朝自建国以来盐税收入最高的一年。
自天启元年至天启七年，朝廷仅依靠两淮的盐税，就收入达两千余万两白银。
天启七年，朱由校大行崔呈秀倒台，东林党首领、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，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，并且逐年递减，至崇祯十三年，两淮收缴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，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，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。
朝廷岁入的日减，这令崇祯不得不增加了剿饷、练饷，但是这样的摊派并不是从地主士绅手中收上来的，而是分摊给了真正以农业为身的百姓，这才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诱因。
而且崇祯帝依靠三饷，收缴上来的钱粮并没有用到士兵身上，按明朝定制，普通边军月俸八钱、米一斛，明末关宁军的月俸则为一两四钱，骑兵一两八钱，米一斛，理论上这样的军饷，是足以养活边镇的士兵的，但这个钱粮却又被贪官污吏们刮了数成，甚至有的边军成年的欠饷，这导致了大量的士兵不得不成为军头的佃户，战斗力极剧下降，在面对东虏时几乎是每战必败，每战必大败，面对比他们弱小的流寇时，各将亦怀自保之心。
楚军如今攻取金陵，闽浙苏松新附不久，如何处理和苏浙士绅之间关系就成了马仲英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，不可否认，江南的士绅集团中确实有部分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，但绝大多数依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用这些人，只会导致新的大明朝堂乌烟瘴气，但若不用这些人，那楚军想要重新获得江南人望可就难了，甚至会把这些士绅逼到可以给他们官做的满洲那边。